Future Me

緊抓不放的揣測

    安妮，一名四十多歲的女士，在人生不順遂的時候跑來找我。她說，她感覺好像耗費了生命的前二、三十年，試著爬上一棵樹的頂端。

    「嗯，我爬上去了，」安妮說道，「但我現在覺得自己爬錯樹了。」

　　我問她為什麼要來接受治療。

「我發覺自己又開始爬樹了，」她說，「而這一次，我要確定它是對的樹。」

    我問，「為什麼妳要爬樹？」

我們談的時候，其實是在談她的揣測：「若我爬上……而且如果它是一棵對的樹……那麼我的生命將會是快樂的。」

    因此她現在正在找另一棵樹。但是她的揣測並沒有改變。她真的相信，如果能找到對的樹、梯子或道路，她就會找到幸福。

    我的理論是，每個人都有自己沒覺察到的揣測：「如果體重減輕了，我就會更快樂。」或者：「如果配偶改變了，我就會擁有快樂的家庭生活。」「如果我得到升遷，一切將會很不錯。」「如果我的孩子進入哈佛，他（或她）將可擁有我所沒有的優勢。」「如果能與成功人士混在一塊兒，我就會成功。」

    也有負面的揣測：「如果沒把工作完成，我會丟掉工作。」或者「如果沒賺到更多錢，我們就無法支付帳單及……」

　　不變的是，這些揣測都錯了。我的意思並不是說有所揣測是錯的──我們每個人都是如此。我的意思是，它們只是揣測。有時候我們會創造自己的揣測，但這些通常是從父母或宗教信仰那裡承接過來的。有時候我們的揣測來自於文化風潮。這些揣測提供我們生活架構並有助於減少焦慮。然而，縱使這些揣測無效，大多數人還是不會去改變它們。甚至只會對舊有的揣測下更大的工夫。往往，這些揣測就這樣把我們卡住了。

　　我們要如何不被卡住呢？

    每當我苦惱著或對未來的某件事感到焦慮，我就去想像其可能發生的最嚴重結果。接著，我就試著想出與該結果生活共處的方法。有一次，《費城詢問報》（Philadelphia Inquirer）的主編很嚴厲地批評我的一篇專欄，我感到非常地焦慮和羞愧。於是我把自己的恐懼帶進結果最壞的劇情中，並想像自己不是被炒魷魚，就是辭掉熱愛的工作。接下來幾天，我活得好像不再是個專欄作家似的。不出所料，那恐懼很快就減少了。

　　手術前，我問自己，「我最害怕的結果是什麼？」手術前的恐懼必然與死亡有關。於是我花了一些時間想像，如果我不在了，孩子們的生活會是如何。當我花時間與噩夢共處，而不是逃離它，這焦慮就消失了。

    當外孫山姆被診斷出患有自閉症時，我將自己設處在他症狀最嚴重的境況裡，並想像他、他的父母和我的生活將會如何。現在每當有患者説，「沒有……我可能活不下去，」我就會鼓勵他們不要說這樣的話。萬一你的揣測是錯誤的呢？萬一沒有這一切你還是能活下去，那會怎樣呢？

    約翰，我所治療的一名中年男子，生長在一個大家族，並且有個火爆易怒、愛酗酒的父親。不知怎的，約翰長大後開始覺得他有維繫整個家族的責任。如果沒做好身為家族照顧者及維持和平者的「任務」──他的揣測來了──一切就會瓦解。於是他試著去做這件事。照顧兄弟姐妹、甥姪，並且在雙親年老時，接下照顧他們的角色。他相信這個揣測：自己就是「那個人」。他必須做這個……或其他種種的事！他真的圍繞在這個揣測去組織生活。這讓他晚上睡不著。它耗盡了他的力氣，因為他一直在全國到處跑，關心那些所謂沒有他的照顧就會「瓦解」的家族成員。

　　約翰來找我的時候很沮喪。他的婚姻與健康正瀕臨危機。當我們談到這個連他自己都幾乎沒覺察到的揣測，他開始認清自己有多麼地堅信這揣測是真實的。

    我要他去想像一下最壞的狀況──他的家族瓦解。他照做了。他想像的劇情發展結果是，兄弟姐妹中有一人死了；一個進了醫院；另外一個則受到大家冷落，而且再也不跟其他兄弟姐妹說話。我們坐在那兒一陣子，試著去檢視看看如果這些事情發生，他每一天的生活會是什麼樣子。

    約翰的噩夢變得比較能夠承受了。不是感覺舒服，只是比較能承受。這使他有勇氣去重新檢視自己的揣測。如果他的家族會有瓦解的可能，他都能夠活下去了，難道他不能冒個險去相信家族不會瓦解嗎？

    這是揣測這檔事中，最為困難的部分。我們一直緊抓著揣測不放，因為它是我們所擁有的一切。想放下一直相信的事，需要信心的突破──信任未知的事物。我認為我們每個人要做的是，對自己的恢復能力懷有信心。能做到這一點，我們就處在更多的可能性中。

    對了，在治療安妮──那位想找正確樹木的女士──的過程中，她有個重要發現。她開始相信，自己並不是真的為了追求幸福而爬樹，而是因為她就是個「爬樹者」──一個追尋的人──而她一直都是。她瞭解到，她是因為喜歡探索和學習，所以才去爬樹的。當她放下舊有的揣測──在對的樹頂上找到幸福──她就再也不會評斷自己是成功或失敗。當評斷停止，她的生命就變成一種體驗，而不是安排。